有黄金般的光泽

那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我甚至向烟厂的朋友建议生产“硬汉牌”香烟。我记得我们乘坐的50年代生产的破旧长途汽车进入澄江县城的时候，立即被马车和牛车包围了。20年过去了，现在我坐在豪华巴士上，沿着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再次前往玉溪。晚点的长途汽车上终于有人打破沉默，咕噜了两句，犹如黑暗的抚仙湖底升起来的一串水泡。我听见那个人用玉溪话说到《纽约时报》上的一条什么消息，因为昏昏欲睡，也没听清楚，只是觉得在一辆从昆明开往玉溪的大巴上谈《纽约时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像是生活在魔幻现实里。

我到达玉溪的时候，已经晚点两个小时，预定的晚餐早就结束。我因此又一次躲过了那种铺天盖地受到拥戴的豪华而乏味的宴会。玉溪人王尚宁和张宝东领我去小吃摊，王尚宁也是一个沉默多于解释的人，多年来一直在写诗，对于他，这件事和种兰花一样，只是一种个人的自我修养，不指望进入个什么文坛诗坛。过去云南可没有这种地方，坐定，稍倾，姑娘就把一碗小锅米线抬上来了，顾名思义，就是用小锅煮的米线，里面配以韭菜、辣椒、酱油、肉靡，是驰名云南的玉溪美食之一。少年时代的某日，外祖母，紫色的叶子花和武成路阳光灿烂的下午……忽然在意识深处如高速列车掠过，普鲁斯特喜欢从日常生活的痕迹追忆失去的时间，不是没有道理的。小锅米线这个名字不登中国食谱的大雅之堂，可以叫小锅某某的多了，完全不是命名。在文明正宗的地区，就是米粉做的一个方块，也要命名为芙蓉糕。就是孔乙己爱吃的小豆子也要叫个茴香豆。小锅米线，在命名上完全是一种沉默，这就是玉溪。云南就是这样，即使开口也是沉默的。但小锅米线这个名字完全不影响我知道那是一种美味，完全不影响我在遥远的巴黎听某位云南老乡提到小锅米线时，就完全原谅了他在巴黎第13区习得的虚荣和自以为是。我对这只用红铜打制的小锅炮制的米线赞不绝口，王尚宁只是微笑着，他每天都在享用这小吃。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昆明的一个书店里，他正在翻阅《追忆逝水年华》。玉溪已经成为灯火辉煌的城市，巨大的超级市场里走动着与《纽约时报》读者表情一致的市民。政府正在推动生态城市的建设，巨大的广场、公园、运河正在连夜施工，灯花灿烂，据说五一节这个城市就要再次焕然一新。街道的感觉有点像发达的欧洲某地，是哪里？想不起来了，差不多吧。交通信号灯红了又绿，没有人过街，玉溪人口不多，比昆明冷清，黑暗里，看不见马匹，出租车从一个街口飞驶出来，黑暗的车厢里是谁的夜生活就要开始，看不清楚。我翻了翻这次旅行的路程表，过去，这种旅行去的地方都是工厂、军营、单位。现在不同了，增加了青铜博物馆、考古现场、花腰傣和哀牢山中的茶马古道……

离别二十多年的师弟薛志斌忽然出现了，就像出土文物，拥抱，端详，彼此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去吃饭、叙旧、喝酒、感伤。他现在是一个集团的老总，驾驶着凯迪拉克，没有穿西装，感觉依然是车间小组开会时抱着膀子不发言的那个爱打架的小工人。我忽然想起他工具箱里面的德国古典哲学，那就是蛛丝马迹啊。在我们后面，一座20多层的摩天大楼属于他，我再次想起30年前的那个光线昏暗的车间，工业的地狱深处，我们正用气压机压制矿斗，巨大的气流释放的声音震耳欲聋，电焊光刺得眼睛流泪，小个子老薛把榔头往铁板上一摔，说老子不干了。我现在是一个写诗的人，那时候我就在写诗了，薛志斌还记得：晨光里，大路东，飞出一条金长龙……我们生产的矿车全是刷着黑油漆的，我虚构了世界，从虚构到看见，早年的蛛丝马迹完全看不出来今天这个人的写作。虚构是容易的，但看见就要有智慧去穿透了，人们自以为有眼睛，其实被蒙在鼓里，文明鼓励的是虚构，想当然的解释，生活喜欢的是视而不见，睁一只闭一只。

玉溪帽天山的蛛丝马迹其实在60年前就出现了，有人在那里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但并没有非常重视。轻视存在，令多少蛛丝马迹晃了一下又永远遁迹了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帽天山这个地方，我算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纸关心世界局势的家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帽天山，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问了几个博学之人，都没有听说过。但玉溪的澄江地区有古生物化石我稍有耳闻，不稀奇，这种东西昆明附近的山上多了，我小时候在西山上都拣到过，玩过一阵就扔了。帽天山距澄江县城6公里，一路上黄灰滚滚，拉磷矿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我以为我们即将接受乏味的科普教育，关着车窗子昏然而睡。睁眼时已经到了群山之巅，天高云近，风吹过来，清醒了。在这地老天荒的地方，居然屹立着一座博物馆——“澄江动物化石群博物馆”，有点像是凌空飞来的外星人。然后就看见了云南虫的化石，如雷灌顶，忽然间，我已经置身在生命历史的大奇迹面前。与这个大奇迹相比，玉溪烟草工业的赫赫声名简直微不足道。我听到了这些介绍：“生命爆发之谜在中国破解。”年4月23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介绍中国帽天山动物化石群的发现。指出：“中国帽天山动物化石群的发现是本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整个化石埋藏带呈蛇状蜿蜒达20公里，宽4.5公里，共发现化石点30余处，采集化石3万余块，科学鉴定认为有40个门类，多种古生物化石，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还发现多种过去曾大量存在现已灭绝的动物新种。由于已经超出现有动物分类体系，只能以发掘地名来命名，如抚仙湖虫、帽天山虫、云南虫、昆明虫、海口虫和跨马虫等。”这是古生物世界的“冰山一角”。我忽然明白那遥远的某日我在尖山之顶感觉到的是什么了，这是生命的起源之地啊！距今5.3亿年的云南虫并非一般的古生物，它身上出现了生殖腺。具有24块肌节，医学专家称其具有人类最早的肌肉痕迹。《纽约时报》说：“如果云南虫夭折，动物神经系统将永远不会发展，地球永远像遥远的月亮一样寂寞冷清。”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人类了。这些伟大的痕迹是无名的，是科学界还不知道的古生物，于是用云南地名来命名。科学不喜欢夸张，也拒绝象征，枯燥的证据、数据令人感觉那只是些关于大自然的侦探档案。但帽天山不只是发现了尘封在大地上的档案，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深究其意，这些蛛丝马迹分明是说，人类始祖起源于云南玉溪的帽天山！醒过来没有，你现在置身在一个终极的圣地，一切圣地的开始之处，没有帽天山出现的这只大脑袋的云南虫的生殖腺，世界的一切圣地，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儒教的、印度教的、佛教的……都是子虚乌有。完全可以把云南虫视为开始的那个上帝，那个造物主。我仔细地观看了那个棕黄色的化石，只是些模糊的痕迹了，为了某个目的而集合在一起的条纹、斑点，很知道自己是谁的样子。这些痕迹如何演变成为我们这些正站在它面前思想着它的人们？它曾经预见过我们吗？或者做过关于我们的梦？

我有时候很怀疑，科学只是用另一套说法来为不可知的神灵世界寻找证据而已，古生物学的饶舌只是编制文明以前的地球故事。著名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认为生物演化是有规律地渐变的，而在澄江县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澄江动物化石群”，则证明他想得不对，证据是，在寒武纪的某日，生命大爆发，“瞬间”，创生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动物门类。我忽然想到，人们将来研究中国历史，不也会发现，突然间，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并没有渐变的阶段，忽然间就在20世纪末期消失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马塞克水泥王国。帽天山这个名字取得好，以天为帽，极言其高，确实是高啊。走出博物馆环顾，只见玉溪在苍天下面，腊玛古猿或者恐龙般的群山、水库、湖泊、乡村和含着烟叶的坝子，依旧沉默着，并没有因为帽天山震动世界的发现而大惊小怪。是的，长途汽车上终于有两个人提到了《纽约时报》，我现在可以肯定那话题就是帽天山，他们也许记起了《玉溪日报》上的某条消息，又怎么样呢？文明滚滚而去，解释汗牛充栋，大多数人只是在这土地上生活，就像古代的滇人那样，他们从未想到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他们也许感觉到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蕴藏在这土地上。但他们更迷信那个无名的世界，那沉默着的黑暗，那是任何想象力永远无法抵达的。如果有一天，再次出现蛛丝马迹，令伟大的科学再次手忙脚乱地修改自己的科普故事，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而同时，无数狂热的信徒在各个文明圣地旋转着海洋般的大漩涡，一次次回到返回初始的激情中，其波浪一直经久不息地影响着玉溪。年，一切都消失了，世界荒凉得仿佛重新回到了帽天山的古海洋中只有海藻的时代。但30年后，人们重新开始，在大营街，信徒们重建了巨大的佛寺，释迦牟尼被想象成高大如山的黄金巨人。在纳家营，穆斯林建造了高耸入云的伊斯兰寺院。在文明史看来，圣地是文明的产物，是想象力和激情的产物，而不是化石的产物。我当时并没有深思，只是觉得那些化石很漂亮，盼望着也能在山上找到一块。山坡上全是古海洋里的泥凝固成的黄色石块，一掰就碎，手指被泥巴染成黄的，我也没有找到。后来我看到一些照片，有人已经赶来，在这些磷矿前面下跪。我才完全醒过来，那个早晨，我们在昏昏欲睡中抵达的是一个文明以前的圣地，确实没有比生命的诞生更神圣的事情了，世界的第一个上帝是一只最近被命名为“云南”的虫，它诞生在玉溪，它不是神话或者传说，它就在我们眼前，一块化石。

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克诺惊叹：“谁能相信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有些却成了地上的化肥（磷肥），现已雾散山露，但那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拿着锄头上山。”他说得对，而且，他不知道的是，在玉溪，拿着锄头上山，你遇到的不只是古生物化石。你可以挖到寒武纪的虫，也可以挖到恐龙，以“云南”命名的恐龙也在玉溪的易门县挖出来几条呢。玉溪有动物化石群博物馆，有恐龙博物馆，还有青铜博物馆。在新平的一个寨子里面，居然有民族生活的小博物馆。你可以挖到文明出现以前的世界，也可以挖到文明开始以来的世界。从帽天山下来，我们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金莲山，这个山头驻扎着玉溪的一支考古队，他们正在发掘一群年代相当于东汉时期的古墓，我们赶到的时候，民工正靠着锄头休息。他们已经挖出了几个大坑，队长说，这是一个古滇人的墓葬群。有一具古滇人的遗体已经出土，一具糊着泥巴的骷髅，腰部骨缝里插着一把青铜的斧头和一把匕首，还有一只骨笛。他曾经撅着嘴唇吹奏过吗？是什么美妙的声音永远消失了？山风吹过荒草，没有回答。我在博物馆里见过青铜器，但没有见过发掘现场，我以为那是难以企及的重地，现在却置身在一个千年前的现场，那人躺在地上，我好像还看得出他的遗容，刚刚奏完一曲的样子。从帽天山下来，我已经完全清醒，那些古生物的蛛丝马迹令我越想越震惊，现在我再次被震惊，就这么挖几下，青铜就出来了！玉溪，你的黑暗里都暗藏着些什么啊！曾经有过多少秘密从你这里开始啊！

从这个金莲山再翻过去几十个山头，就是李家山，一个青铜世界就是在这里挖出来的。我们顺着石头阶梯登到山顶，那群伟大的古墓就在山顶上。平常的云南山，看不出能有什么内容。中国的墓总是谦虚地藏在地下，决不居高临下俯视世界，却有着统治一切的内容。玉溪作家王金坤告诉我，他当年参加了李家山的发掘，他们来到山上的时候，那些古墓上面压着巨大的锥形石块，这些巨石已经不见了，只留下几个已经长满荒草的深坑。当年。其中一个出土了伟大的牛虎铜案，云南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牛虎铜案的命名就像小锅米线的命名一样，老实而不夸张，典型的云南方式，只是描述了所见的是什么，能指而不是所指，与中原的“马踏飞燕”充满着诗意的解释、暗示完全不同。其实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云南青铜是沉默的，数万件实物，你找不到一个字。因此，那出土于滇池附近的石寨山的四个金质汉字“滇王之印”特别抢眼，在这些沉默的青铜中，这四个字真是太孤独了，很难想象它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如何发号施令。本地人王金坤不同意“庄蹻开滇”观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这四个汉字之前的世界是什么，那些无与伦比的青铜，显然不是庄蹻们抵达之后才开始的。“汉与我孰大”这种口气与其说是夜郎式的，不如说是来自对某种文明的自信。这些无文的沉默者以来自遥远海洋的贝为货币，穿着花纹复杂的衣服，狩猎、战争、祭祀。铜鼓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核心，作为最神秘的器皿，其痕迹所连续的辽阔地域从玉溪东南的广西直到以南的越南东山。牛虎铜案是无名的，命名者是用后来的名命名早先就存在的器。一头镇静的牛，看起来正处于不动之中，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小牛。而一头野兽正扑在它的尾巴上啃啮。那野兽被命名为虎，但看起来也像是豹。这个造型显然有非同寻常的含义，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牛的脊背被做成了一个平台而腹部则是一个门洞，小牛站在家里。牛虎铜案一出现就令人们陷于释义的疯狂。大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而它沉默着，永不表态。东西不大，其庄严、智慧、稳重、大气，力量一点不亚于帕特农神庙给人的感觉。牛暗示着什么呢？国王？权力、保护着子民？虎或者豹暗示着危险？命运？小牛代表生命的延续？那野兽看起来有点徒劳，它所攻击的世界像大地一样安稳，纹丝不动，那个被做成案的背，暗示的是容纳、秩序、平衡？牛与攻击者被融为一体，是否乃存在的暗示？某种被抛性，存在着没有攻击者的世界么？他们已经成为存在主义者，理解了命运，因此把现实升华起来形而上了？他们承认世界是善与恶并存的？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平衡？这就是世界的基本秩序？正是那攻击者令家凸显出其存在。牛代表安静、宽容、阴性、繁殖的力量，攻击者代表酒神、暴力、激情、阳刚、毁灭。牛背代表两种力量的平衡。古滇人的太极图，它还保持着对现实的理解，正在向抽象思维升华的途中。我曾经参观过楚文化的青铜器皿，发现零星的与滇青铜相类似的器皿。楚文化已经进入形而上的抽象表现世界，在时间上也比滇青铜更早，但看起来，滇青铜却像是更早的东西，开始的，人类童年的，现实主义的，看见的、朴素的；而楚青铜与现实已经若即若离，进入青春激越想象丰富的阶段。横断云南，犹如一个天然的储藏室，总是把那些已经过时的世界保存着，直到将来世界重新发现，没有什么曾经过时，暂时的隐匿而已。楚青铜也许抛弃了早年的朴素，发展为更复杂的抽象符号，但滇青铜继续坚持着开始。因此，当青铜世界结束，人们发现，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形而上的符号化造型是普遍趋势，只有滇青铜，照相似的老老实实地档案式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成为独一无二。在楚文化的青铜世界里，我们想象古代人的世界，而在滇文化的青铜世界里，我们就像旁观者，看着他们如何生活。这种区别非同寻常，它是另一个起源，而不是支流。在玉溪的青铜器中找不到一个文字，一切都保持着沉默，它们让你看见，那时代的人民这样生活，住在干栏式的建筑里，纺织、赶集、歌唱、跳舞、战争、祭祀、狩猎、杀戮，野兽在他们周围，经常与他们较量……这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把那些特殊的花纹、装饰去掉，把轰轰烈烈和惊天动地去掉，这种生活就是基本的生活，而不是特殊的、秘密的、罕见的生活，因此，也许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观点的牛虎铜案所暗示的世界观，是一种基本的永恒的世界观点。牛虎铜案给我最持久强烈的印象就是保护，一如佛陀造像中那只向外张开轻轻推出的手掌。保护，在这个造型里面有更大的含义，它不只是对弱者的保护，也是对攻击者的保护，对平衡、和谐与容纳的保护。基本的世界观在各种文明中有不同符号，但它们肯定必须暗示出“保护”的含义。在李家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差不多的时代，人们用文字思考同样的意思，天人合一、阴阳变化的思想也暗示着保护的意思。伟大的文明不在于她创造了个性，而在于它发展了最普遍的方面。因此，我相信随着时间，所有表面的文化个性都会消失，而只有基本普遍的部分会持续久远，这就是为什么牛虎铜案一出土，就为我们这些并非古代滇人的人们接受，为之感动，为之心领神会，而不觉得这是某种怪力乱神的妖器。表面的特征消失了，但基本的生活继续着，人们也许不再使用这些青铜器皿上刻画的那种织布机纺织了，但纺织并没有结束，人们也许不再居住在干栏式的建筑里了，但人们依然必须安居，因此我们也依然可以从当代生活中发现过去时代的蛛丝马迹。

另一个蛛丝马迹在李家山山脚下徐家头村的一个岩洞里，洞里流淌着清水，里面住着相貌古怪的鱼。据村子里的人说，这个洞里的鱼从来没有人吃过，就是猫狗也不吃，否则就会神秘地死去。我们来到这个洞穴前，那些鱼果然正在溪流中悠然游着，身体壮硕，外表黑暗，长着一层暗灰色的苔，像一群中世纪的武士，有着古怪的表情，掌握着什么秘密的样子。岩穴前有个佛龛，烧着香，村人把这些鱼像神一样供奉着，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在给前来烧香的人算命。村人编造了许多传奇，把这些鱼说成神灵的化身，每年农历六月初一，鱼儿们就集体失踪，过若干日子才重新出现，据说是到抚仙湖里的孤山岛的鱼王国赶庙会去了。神秘的传说使这些鱼在唯物时代得以颐养天年。我怀疑这些鱼来自开始的时代，海洋撤退之后最后的幸存者。这是一个生态奇迹，古代云南与万物的关系在这里储藏着许多信息。我们只是偶然才得知这些鱼的存在。这样的奇迹在别的地方，恐怕早就登堂入室，大肆鼓吹了。玉溪喜欢沉默，把鱼或者别的什么生灵视为神灵，在云南乃是普遍的常识。

玉溪以西是哀牢山脉。哀牢，与一个已经消失得没有丝毫痕迹的王国有关。这个传说中的王国没有留下历史，只留下了无数古老的梯田，它们至今依然在出产稻米。那些巨大的山群，令人想到“悲哀的牢房”。我们总是习惯通过文字去寻找过去，而在云南这个盛行口承文化而无文的地区，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是一片黑暗。有限的记载完全不可靠。命名也不是云南的习惯，文字的习惯令我们以为所有事物都是有名的，而在云南，存在着大量的无名。有许多土著人在被问到某事某物之名的时候，他们总是回答不知道。于是，许多意思是“不知道”的民族语言发音被当作命名。哀牢王国的存在只剩下“哀牢”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他则完全沉默于黑暗。因此，当我们说到哀牢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不知道”。但这不意味着虚妄，因为基本的世界没有结束，王国的传奇消失了，基本的生活继续着，梯田上依然稻谷金黄。那里是否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哀牢王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存在着，说话，生育，继承了劳动的传统。古滇青铜上记录的干栏式建筑依然随处可见，某个贮贝器上描绘过的女王模样的人物坐在乘舆上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的场面依然可以遇到，没有女王，但女人在云南的许多民族中依然有着高于男性的地位。我们来到一个傣族寨子，他们因为女性的腰上都系着绣花的腰带而被称为花腰傣，又是一个“小锅米线”式的命名。一排打扮得犹如蝴蝶的少女和一位长者站在寨门迎接我们，我立即从我的字典里调出“村长”一词，去命名那位长者，是村长吧，这个长者嗯嗯地晃着头，他的手像糊着干泥巴的犁头一样粗糙。我们在寨子里走了一圈，看见的场面犹如青铜上描绘的，干农活、做家务事，老牛、猪、狗、鸡鸭……吃着什么或躺着站着，树木和花朵，干栏式的木屋，老妈妈坐在走廊上纺布，小孩子爬在地上玩，屁股上糊着泥巴……与在云南省博物馆所见到的青铜器上的场面一样，只是没有匕首和野兽，仿佛是一部千年前拍下的纪录片。忽然听见那个被我命名为村长的长者再次被人问到是什么干部的时候，他这次听明白了，摇头说，我不是村长，我什么也没当。像我的中原内地祖先那样，我又一次自以为是地命名了一个不知道。当年庄蹻来到云南，也许把“滇王之印”授予了某个站在最前面的男子了，“为首的”那当然是王的位置，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但说不定，真正的王是个系着花腰带正在后面纺织麻布的女子。在滇青铜世界中，所有造型地位最高的是一位女性。在另一个寨子中，一个染着黑色牙齿的女人正在制作土锅，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只比大地高出一点点，泥巴，和些水，然后用手把泥一条条捏出来，垒高，好像在做一个祭坛，这锅子是用来烹制牺牲的，暗藏着感激和喜悦。拍上简单的花纹，放在稻草燃成的慢火堆中烤干。成品朴素至极，泥巴，但已经高于泥巴，被赋予了另一种用。这种锅在别处已经绝迹，它曾经普及于云南，文明向未来奔去，而这只土锅停留在开始，并没有失效，依旧被用来烹煮食物。新平县的土杂铺里都可以买到它。我相信这只土锅的制作方法就是人类制作器皿开始的方法，距离景德镇上釉的青花瓷的华丽真是太遥远了。遥远并不意味着落后，在最基本的方面，它与景德镇的瓷是一样的，它们都可以烧制美味，而且彼此不能取代。曾经有个摄影小组沿着非洲的海岸线去寻找郑和的遗迹，找了两年，他们只找到一只锅，那个非洲老妇人说，是中国人留下的。伟大的中华帝国，无数舶来的华丽和奢靡，最后的蛛丝马迹只是一只锅，足够了，因为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要盛水和盐巴。有人依据花腰傣的某些蛛丝马迹，例如花纹、头发式样，推测他们与滇青铜上的那个世界有什么联系。我觉得蛛丝马迹现在不是复杂特殊的细节，而是基本的东西，一只烹制食物的土锅，这就是联系。

我们在黄昏时进入另一个花腰傣的村庄，哀牢山隐没在山岚里，像是巨大的深蓝色幕布，一个傣族女人的剪影正在大地的边缘走着。有人在溪流中洗脚，干涸的河中歇着水车、水磨、水舂和水锯，人们还没有完全迷信电力，夏天的洪流一到它们就会唱起歌来。村庄旁边有一块空旷的场，周围长着古老的大树，这是村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地方。如今场子上搭起了一个舞台。花腰傣最近被旅游团炒的比较热，这个村庄组织了舞蹈表演，让游客付费参观，到晚上8点钟，跳舞就开始了，小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舞台上出现了，跟着喇叭里传来的音乐，跳起某个文工团的老师教她们的舞，她们放不开，按照某种模式机械地回忆着某种动作，某种笑容。她们依据老师解释的舞蹈跳，怎么跳看起来都像是些蹩脚的学生，不会跳似的。杨丽萍是一个崇拜开始的舞蹈家，她把那些土著请到她的舞蹈团里面去，她不敢教她们怎么跳舞，而是请她们教她，她们怎么跳，就怎么跳。她是对的，她们已经在大地上跳了几千年，舞蹈是她们的身体动作，她们生活在舞蹈中。舞蹈就像汉族的文字一样，是她们无文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迷信文字令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而无文文化却通过身体直接地保留了许多东西。音乐终于结束，小姑娘们获得了解放，一个个从舞台上飞下来，她们现在原形毕露，一个一个恢复了精灵的样子，叽叽喳喳，在黑夜里飞来飞去，萤火虫跟着她们。后来，一堆篝火点燃起来了，一个小伙子敲响了鼓，手脚像被灌了酒似的一抖，打开了，她们本能地围着火堆跳起她们本来的舞来。那舞蹈很原始，我相信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一直都是这么跳着，就像劳动，不以进步为目的，只到收获为止。所有的舞蹈都与劳动有关，舞蹈始于劳动，劳动就是生命，就是美，只有这些基本的动作可以导致丰收，延续生命。舞蹈是劳动的升华，是对劳动的感激和赞美，我们也情不自禁加入到其中去，舞蹈团的专业动作我们这些笨蛋永远学不会，但花腰傣的舞跟着走几圈，也还跟上拍子了，因为劳动是每个人的基本动作啊！我忽然感觉到时间没有前进，就像几千年前的某日，在开始的大地上，我们跳着舞，把大地跺得闷响，而头上是深邃的星空，周围是即将收获的土地。

但要离群索居先得穿过玻璃

古临安所治有个地方叫做通海，通海有堂门。

尼采在《孤独》这首诗里面写道：“世界是门\通往大漠——又冷又哑！无论谁人\失你之所失\将无以为家。”门是世界的枢纽，一开一关，进到个什么里面去，出到个什么地方，关系重大。“去终古之所居”（屈原）还是“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李白），一门而已。关系，就是进出。巴黎凯旋门和云南地方的牌坊，样式差不多，但是尺寸、做工，处理材料的方式完全不同，进出的结局也就不同。西方普通人家的门，主要是功能性、实用的，防御、自卫，门只是私人财产的保护者，与欧洲城堡时代的传统有关。宗教性的建筑有装饰、象征，但不像中国的门在这方面那么登峰造极。不独宗教建筑、皇室建筑，普通人家也要把自己的家建得具有教化功能、象征功能。过去中国的四合院，每一栋都是一个私家小宫殿、家庙。教化不仅是在文庙、寺院、教堂，更要在自己家里实施，日用即道。中国家的门往往是一座画栋雕梁、斗拱飞扬的小戏台，人生如戏，这一家的戏是怎么个演法，迈进大门，登堂入室，前厅、中堂、厢房、后院，一进、两进、三进，中国盒子般地重重叠叠，各种各样的寓意深远的格子门、窗棂、梁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进入一种仪轨、宗教、规矩、趣味、美学、诗意……画栋雕梁，就是为住居文身，将美好、德性，超越性地赋予住居，住居不仅仅是野兽般实用主义地在洞穴里遮风避雨，也是意味，意味着进入这个门，是进入一种意境，而不仅仅是个隔绝、自闭。意味着这一家的世界观、见识、审美力，与神灵的距离，工艺水平，经济水平以及对物的态度。唯物还是“不以物喜”（范仲淹语）。门一方面是守护，一方面是对守护的超越，这门后面不仅仅是掩体，也是一个在世的私家天堂。虚拟的狮子要守着，虚拟百兽要在门头上舞蹈，虚拟凤凰、乌龟、麒麟、蝙蝠、百花什么的要围着，诸神万物的灵性都通过对建筑材的文身转移到自己的家。来到这样的门前，外人马上居敬，思量自己要和这一家建立什么关系，不敢造次随便。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推崇一个概念，叫做诗意的栖居，天地神人四位一体。“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海德格尔）。在我看来并不抽象，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人由语言决定的对时间的认识，建构和处理空间、材料的方式（如何说，雕花还是防盗。）海德格尔语含讥讽，暗示他们那边的住居史太缺乏诗意了。中国这边不同，一直都重视天（道、诸神、大地）人合一，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为万事万物文身。画栋雕梁，小桥流水，对联匾额，假山怪石，花鸟虫鱼，道法自然，师法造化，一定要将家造得像是在世的仙界、庙堂。辛劳一生，可以死在自己经营的天堂。只是低着头管着一把锁的门在中国相当低档，那是出粪桶倒垃圾的便门。

这种文身式的、戴着面具的门，希腊没有，印度没有，巴比伦没有，埃及没有、玛雅人没有、日本没有……中国独有。“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荷尔德林）很难见到了，从前家家都是。就是经济最拮据的家庭，请不起鬼斧神工的匠人，画饼充饥也要画点画栋雕梁在房子上。否则你敢住？门是庇护，但是庇护不仅是防盗，也是祈求看不见的、冥冥的庇护，祖先、神灵的庇护。就像佛陀伸出手掌心朝外一样，一方面为一个家挡着鬼怪妖魔，高应美的门没有锁，那些雕在柚木或者梨木上的鸟兽虫鱼、神仙圣人就是锁，妖魔鬼怪小偷流氓谁敢在这门前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作为象征，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持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底要什么？一家人天天在雕着孔子、李白、岳母刺字、刘关张结义……的格子门里进出，想想他会是什么人？雕栏玉砌，朱门高阁这些词在汉语里面，不是建筑界的行话，而是世界观、神性、审美态度、标准、经济力量、身份地位、等级制度……野兽才只是取暖防着被吃，不文。孔子曰：郁郁乎文哉！文明，以文照亮，文就是一种超越性地对万事万物的加持。文明，就是文一切。语言要文，因此有诗。“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食物要文，导致了味道；泥巴要文，导致了陶瓷；金属要文，导致了青铜；石头要文，导致了玉；草要文，导致了君子兰；叶子要文，导致了茶；肉要文，导致了火腿；盐巴要文，导致了腐乳……木头要文，云南通海县出了个伟大的木匠高应美。

在19世纪末的云南通海地方，你家的门是河西镇的高应美雕的，那就是第一等的宫殿、天堂。小户人家，没有权力，但是守着一堂高应美雕的门，就可以傲视街坊。高应美像荷兰莱顿地方的伦勃朗一样，一辈子雕门，都是订货。他的薪水是用最后完成细部、打磨时凿下的碎屑的重量换成金子。木匠这个词现在听着和农民工差不多，从前不是。木匠来了，一条街都要跑起来，他住在哪个家里，哪个家就神仙云集。这位19世纪的木雕大师过得相当滋润，两手袖着神工，腰间别着鬼斧，人人尊重，仙人转世。人家其实不是给他工钱，是供养着他呢。高应美平常走动的都是高僧、文人、乡绅。元泰大和尚、泥塑大师黎广修都是他的朋友。他不怎么爱惜自己，工作狂，没日没夜，有钱的时候纸醉金迷、烂醉，把着个建水陶的烟斗抽鸦片，最后瞎掉，在穷途潦倒中郁郁而终，正是那种传说中的天才生涯。

有钱人争相出重金请他做门。那时代的有钱人明白有无相生的道理，有不有是在无上面较量，在美上面较量。家家崇拜雕花格子门，请木匠来做一堂，一掷千金。一栋华宅，做上十年二十年的司空见惯。门就是防盗的，关得牢就够了，这是现代人的风气。中国人本是画栋雕梁的民族，如今只会盖方盒子了，这个变化够大。古人的境界是，门不是牢门，而是人生与神的关系的入口，针眼还是康庄大道，一堂雕花门。云南遥远，得天独厚，大地深处到处藏着种子金子银子翡翠青铜……一把锄头致富的人多了去。衣锦还乡，富豪争先恐后要请木匠来画栋雕梁，文物以文身，去掉铜臭味。不止门了，字画要请进家，对联要挂在柱子上，家具要镶配上大理石，庭院里要养上君子兰、竹子，灵璧石要抬进来……一生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背矿，最后挥金如土，只是要做一堂雕花门。就像基督教的富豪捐款给教堂。一堂门做到个倾家荡产，在美的光临中穷途潦倒，不怕，并不是什么牺牲，心甘情愿，可以守着这堂门向死而生了。这种风气推动了明代以降云南的建筑美学运动。19世纪中期，昆明、通海、建水、玉溪、蒙自、石屏……木匠、石匠、铜匠、漆匠、铁匠……们登峰造极，一座座雕栏玉砌的私家宫殿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美奂美伦，鬼斧神工，千姿百态。有诗云：滇南户户小宫殿，明月夜夜到仙家。帝京已寐奴不寐，依窗学唱后庭花。我在通海的村子里看门，一堂一堂看不够，一天就过去了，就像在博物馆看欧洲中世纪的圣像画。既是艺术，又是故事、教化。不同的是，这些伟大的私家博物馆里，挂着腊肉、玉米、红辣椒、缠着蜘蛛网、电线什么的。主人很好奇，端着碗包谷饭笑说，贼头贼脑看个哪样嘛，烂房子！房子不是他们盖的，筑造者早已不知所踪。那些令人贼心汹涌的门都不知道是哪位“应美”的作品。作者都是匿名的，没有一件木雕上留着名。就是高应美也没有，大家只晓得哪一堂是他的门。高应美其实是个匿名，第一流的雕花门的笔名。现在滇南还是这种风气，藏着好门的，都说是高应美打的，也说不准。仁者人也！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对美的持存，美就是好，就是善，美好。这是中国一贯的生活方式。生活，你要署名干什么，天天表白你在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废话！杜尚其实是个神经病，如果生活就是艺术，谁知道杜尚？高应美，在一个有着匿名传统的社会里能够出名，可想人们是如何地崇拜他雕的门，他的手上拎着一串天堂的钥匙。

高应美做一堂门，动辄四五年七八年。他做不了几堂，我估计不超过十堂，如今大部分都被拆卸下来，东一扇西一扇藏起来了。目前我见过的有三堂。一堂在通海小新村，一堂在通海博物馆，一堂在个旧。在昆明我还见过一把椅子，雕得像是一座春天的花园，那个动人美妙，底面上用墨写着高应美三个字，我估计是施主写的。第二天再去看，已经卖掉了。小新村那一堂，在三圣宫里面，我去看过三次。第一次是和通海文人杨杨去的，二十年前，杨杨还是个小青年，戴着眼镜，白面书生。门还露着，伸手可及，我忍不住想摸一匹天马，平常你够都够不着，我属马。我喜欢保持与世界的身体联系，什么都要摸，手、石头、土豆、稻子，布达拉宫的宝石、酥油……恒河我不仅摸，还喝了一口。我也摸过墨西哥的玛雅神庙。写字得到的觉悟，字你要用手去写，否则它只是抽象概念。汉字伟大处，就是要写，要运笔，要吸墨，通过身体一运，得其环中，进入宇宙的枢纽。门要摸，要动，枢纽才会运转，才会与世界发生关系。从前贾岛在月光下推敲，是推门还是敲门，其实就是琢磨门要怎么摸。守门的老倌付金宝出掌一挡，说是手脏，自卑起来，就不敢摸。这堂门九死一生，妖魔鬼怪都怕它，恨它。曾经被村民用泥巴糊起来，写上口号，扮成神经病，才逃过文革的浩劫。回去奔走相告，告诉老马，告诉老虎，告诉老杜，告诉朱晓阳……喜讯哪，门还在。告诉老友张庆国，通海有一堂门，他就去写。也是杨杨领着，那时候知道这堂门的人不多，一个国家都在忙着“旧貌换新颜”。庆国从小在雕花格子门里面长大，他懂。他戴着度的近视眼镜，战战兢兢地掰着指头数，那门上雕了7条龙，4头牛，20匹马，个人物……个！天啦！或站，或骑、或卧，或舞，或登……个个飘飘欲仙，都在大地上，高山流水，青松翠竹环绕。天堂就是此地的样子。“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第二次去，已经被玻璃板隔起来了。第三次去，杨杨不在，他去中原领奖了。琢磨这堂门二十年，去过数十趟，带着各色人等，就像个博物馆馆长。终于得道，入门，成了文豪。

通海多木，郁郁苍苍，秀山上一山的好料子，入眼者被匿名木匠文身，雕成了杰作的不在少数。高应美横空出世，雕什么都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他是个通海地方的转世仙人，所以郡人敢请他为三圣宫雕门。三圣宫建于年，里面供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这堂门谁敢雕？高应美。就像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画壁画，只是信任他的不是教皇，是故乡的大夫高僧、父老乡亲、贩夫走卒。高木匠并不懂得如何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去流芳百世，他的名是邻居街坊传开去的。从这个村传到那个村，这个镇传到那个镇。骑着马要走两天的地方都知道通海有个高应美。这位米开朗基罗不像米开朗基罗那么牛逼，19世纪中叶，云南和平安静，过着天长地久的日子。高应美在类似中世纪的那种稳固而漫长的黑暗里，敬畏诸神，想象出它们在世的模样，日日琢磨，默默地使着推刨、凿子、磨石、墨线……人家看着只是棺材板的料子，他看见神仙罗汉，英雄佳人，杨柳荷花，狮子麒麟、伊甸园……高应美在料子上手舞足蹈，叮叮当当，一院子滚着树脂香，仙人宫阙就一组组一座座被召唤出来，活灵活现，世人全都呆住，哦，真地在着嘎。放心了。

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