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搬迁近20次的河北

如果把河北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看待，则其历史始于清代。清朝初年，原来的北直隶地方开始不归中央直属，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方省份，但仍然保留了“直隶”的名称。

不过因为涉及京畿重地，这里的行政划分一直都不太明确，最多的时候有四名巡抚同时出现，治所相当混乱。真正意义上的河北省会比河北这个概念更晚出现了十多年。

无论外面怎么乱

皇帝同志都安坐最一道围墙

清顺治十六年（年），正式设立直隶省，巡抚驻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因此大名是河北历史上的第一个省会。

但翻开河北地图你会发现，邯郸下属的大名县地处边缘，不仅跟河北东北部的城市没有联系，和京城的联系也并不方便，因此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最早确定此处为省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利用此前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在大名府留下的办公场所。

地处三省交界的大名府

果然，雍正朝开始，由于大名府位置不好，清政府开始考虑新的省会地址。保定地处河北中心，又和北京接壤，且经济发达，成为了首选。

雍正七年（年），清政府改设保定为直隶省会，开启了保定作为正统省会的历史，也是保定人对自己城市历史自信的来源。

和华北诸城相比

保定是离北京最近的重要城市了

（好像雄安更近些？）

保定境内的土地有一半是平原，这在农业时代是莫大的优势。粮食耕种、交通运输、城市拓展都需要平原提供的土地保障。但是农业城市在进入近代之后，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

保定地多，人也多

是个好地方

由于没有出海口的控制权，保定在晚清被迫开关之后迅速丧失了优势。尽管省府仍然保留在保定，但从鸦片战争之后，直隶总督就必须经常到天津口岸去照顾涉外事宜。渐渐地，天津在不封港的春夏季节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直隶省府所在。天津作为河北省会的历史就此开启。

如果需要一个海港

河北-直隶的选择实在不多

秦皇岛的港口条件更好

但却相对偏远

建议横屏观看

随着外国势力从沿海逐渐登陆，以及中国政府对海洋权益的逐渐重视，天津的重要性很快就超过了保定。八国联军首先在天津设立了“都统衙门”，作为殖民统治直隶的核心。这个机构后来被袁世凯继承，天津在事实上成为了唯一的河北省会。直到民国早年，天津都一直是直隶省会。

如果说直隶的首要任务是拱卫京师

那么在列强从海上侵略的时代

省会转移到天津便很合理了

当然，首先要拒敌于渤海之外

截止到清朝灭亡，河北，也就是当时的直隶省，省会已经迁了三次。谁也猜不到，更波折的省会变迁故事还在后边。

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按照唐代河北道的名称，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又以冀州之地简称其为“冀”。北平、天津设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听命于国务院。这让已经习惯了天津作为省会的河北人民感到很迷惑。

很快政令又到，“北平、天津已分设特市府，河北省政府决设保定”。要求河北省政府尽快搬迁。保定在中国进入海洋时代后的几十年里，不断衰落，此时已经“房屋年久失修，设备不全”，确实不具备担负省会重担的功能。

把河北省会强行迁回保定，是蒋介石的一招釜底抽薪，试图把天津的控制权从阎锡山手中夺走。双方当然要多次扯皮，最终还是阎锡山占了上风，仍然把省会保留在了天津。

但近代的天津是一个是非之地，政客们一受到攻击就通电下野，躲进天津伺机待发。天津卫成了老干部局，驻扎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也不好办事，经常受到各位大佬的请托和指点。

无奈之下，河北省政府又要迁移，这一次他们听取了中间人白崇禧的建议，迁到了北平。所以北京严格意义上也有过作为河北临时省会的历史。

遍布各国租界和各种国内大佬的天津

河北省政府镇得住？

年，中原大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冯、阎、桂联军很快横扫了北平，驱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办事机关，自立门户。阎锡山更是在北平自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又成为了“首都”，和南京激烈对峙。

这一时期的河北大乱，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政府互相争夺控制权，行政运转不灵。直到张学良出手相助，才帮助南京政府控制了局面。但此时的北平局面已经无法收拾，要控制河北，就必须把省府迁回天津。于是天津又从特别市降格为省辖市，作为河北省会。

在北方大乱的时代

省会变迁有非常频繁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寇借天津亲日分子被杀的所谓“河北事件”，在省政府门口演习骚扰，导致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又不能正常运转。其实日方就是想借机挤走中国政府，独占天津港的控制权，为以后进一步入侵做好运输上的准备。无奈之下，当时的天津省府又只能迁到保定暂避风头。

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长久，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进关侵占华北。国民河北省政府被迫迁离自己的省份，变成了一个流亡地方政府，先后在大名、洛阳、郿县（陕西）等地办公，居无定所。

河北省全面沦陷的时代...

省会的来回变迁，给河北省的行政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政令不知其所出，全省的控制龙头朝令夕改，在政军商各方面都多有不便，资源调度几乎失灵。加之河北本来就容易被特别市北平（北京）吸收资源，更让河北不复具有曾经身为“直隶”的光辉。

这一时期，几座河北大城市的竞争也开始浮出水面，变得特别激烈。

备选众多

百花齐放

（虽然下图不是战乱时期）

从经济角度来说，天津是最优的选择，不仅位置靠中间，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在海洋时代是最优选。但是正因为天津的经济地位重要，它变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在民国军阀混战、抗战一触即发的年代里，发达的天津并不能长久保持一个稳定的省府状态。

从历史和腹地深度而言，保定的地位更优。在天津成为抢手香饽饽，还经常被列为特别市的时候，保定也往往成为备选方案。继承了自清朝以来的省会正统性，保定的省内凝聚力也确实强劲。

不过两座城市最终都没有成为河北的省会，悄悄崛起的却是位于西南一隅的石家庄。

抗战之后，国民河北省政府又经过了几次搬迁，暂时落脚在保定，留下了部分办公机关和档案材料。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时，中共中央决定就在保定组建省委省政府。在华北局的安排下，保定成为了河北在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个省会。

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尚未成为直辖市的天津又进入了河北领导班子的视野。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保定四平八稳的发展路线并不符合人们的预期，把省会迁到更有活力和野心的城市，是一种政治正确。于是只用了一年工夫，刚刚稳定下来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又迁到了天津。

70年代的天津港

折腾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年，随着中国国际形势的恶化，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判断，靠海的天津很有可能成为美帝苏修的优先打击对象。

于是河北把省会又从沿海的天津转移到了保定，并且把很多机关单位安排在了新城、定兴、定县等郊县以分散风险。随着次年天津直辖，保定作为省会的局面似乎已经最终敲定了。

已经搞不清这是第几次搬家了。。

可今天河北的省会却是一直没有参与竞争的石家庄，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新中国初期强调工业发展的背景下，保定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满意的省会。保定的农业用地多，工业设施密度不够，而且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化过程中保定的铁路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这和保定重要的政治地位有关系。当政者往往担心过于发达的铁路会让敌军运兵过快，届时直捣黄龙场面就难以收场了。

此时河北的陆上交通中心是保定西南侧的小城石家庄。纵向上，京汉线是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经过石家庄；横向上，以石家庄为起点发出的两条铁路线直达太原和德州，是重要的煤矿通道。

位于华北铁路中心枢纽的石家庄

位于纵横交叉点上的石家庄不仅交通运输业发达，也因为廉价的矿产资源而有了不错的工业基础。石家庄的铁路公路还能通往太行山，便于疏散和隐蔽，在那个备战备荒的特殊年代有特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刚刚迁回保定的省委省政府遇到了造反派的挑战，已经彻底丧失了办公能力。石家庄人口较少，且大多是工人，能配合搬迁工作，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于是当年年初，经中央批准的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正式成为河北省新省会。

河北省会问题当然不会到此结束，更具历史的保定还有过争夺的机会。一锤定音的是周恩来总理，他于年3月批示河北省政府，要求省会就定在石家庄，以后不要再议搬迁的问题。

这才有了现在石家庄河北省会的地位，而保定则降格成为了连接石家庄和首都之间的走廊。可在保定，人们对省府回迁的呼声至今未熄。

可是尽管对河北省会的讨论，仍然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石家庄作为中央确认的法定省会，其地位已经没有去动摇的必要了。

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作为省会的石家庄已经不是当年那座只有铁路和工业的小城，而是一座拥有政治和经济优势的城市了。这时候再把历史旧账翻出来讨论搬迁的问题，只会增加该市和全省人民的烦恼。

细细数来，河北省会从晚清之后搬迁了将近20次，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会折腾的省会了。这当中有地缘原因，有军事原因，有个人原因，也有特殊的政策原因，却都给河北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毕竟一个安稳的政治环境，才是经济进步的基石。

省会选择困难症的安徽

安徽设省是比较晚近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安徽经常和吴地合并管理，直到康熙年间（）才从江南省从形式上分离了出来。一旦建省，就需要一个新的省会城市安置省领导班子。从这个时候开始，安徽的省会选择困难症就开始犯了。

元朝的河南江北行省

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范围

包括了长江黄河之间的众多省份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朝的省级大员主要的有四名：巡抚、按察使、布政使、学政。安徽设省之后，前两位的府衙都迁到了当时安徽公认的中心安庆，但布政使司留在江苏省的省府江宁，学政则由江苏省代管。

清代的行省设置就与当代颇为相似了

然而南京和安庆

谁才是真正的“徽京”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尽管清代的布政使作用已经比明代减弱很多，但仍然是掌管一方税赋的大员。学政更是掌管教育和科举的重要官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安徽的省长和政法委书记已经到位，但常务副省长却常驻南京，主管教育和人事的副省长更是江苏副省长兼任。

这其实就已经暴露了安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省份，难以找到合适中心的难题。安庆在名义上是安徽的省府，而且在历史文化和水运经济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安庆其实是

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

之间的关键枢纽

但是它在当时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太靠西南，对皖北的控制力严重不足。

从安庆到皖北，要坐船到浦口，再转津浦铁路到滁县、蚌埠、宿州等地，有时还要从蚌埠坐船沿淮河到霍邱、阜阳等地，来回非十数日不可，相对成本太高。

假如安庆是安徽省会

如何通向全省各处？

安徽是一个南北差异巨大的省份，指望皖北侉子听大老远过来的皖南蛮子的指挥，总是有点障碍。一直到现在，皖北似乎还是和河南更亲密一些。

将一半的省府班子留在南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安庆交通不便的难题，让皖北和皖南的资金物流输送更流畅一些。但这样的分治不是长久之计，终于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开始正式考虑安徽的省府问题。

备选的方案有四个：安庆、当涂、歙县、合肥。

安庆、当涂、歙县、合肥、南京

清代安徽四杰？怎么是五个？

当涂在当时被称为太平府，从雍正年间开始成为了安徽学政的驻地。这里的优势也是水网密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劣势：城市难以在水泽中扩张，容易受到洪涝影响。再加上距离南京过近，容易让安徽政府失去自主性，也影响了当涂的竞争力。

南京的光芒还是很强劲的

歙县是著名的徽州中心，人杰地灵，是一个在文化声望和经济实力上很强势的竞争者。徽商群体在安徽省府选择过程中为歙县着力甚多。但是地处皖南大山深处的歙县交通非常不便，对皖北更是毫无控制力。

歙县以及徽州事实上是

连接安徽、江西、浙江的枢纽

而在安徽省内

位置就显得很偏远了

合肥（庐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仅位置中心，也是安徽最好的农业平原。但是合肥有两个巨大的缺点：无险可守和城市太小。

尤其是平原上的合肥没有军事价值，一旦有叛乱爆发朝廷很难在合肥失陷前驰援，对于安徽这样的中部省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缺点。而当时仍然是一个小县城的庐州，也没有承载省府功能的城市规模。

由于其他竞争者问题都不小，安庆这个并非完美的选择才被定为了安徽省府所在地。年，三司衙门齐聚安庆，开启了安庆作为省府的历史。

很可惜，安庆的省府历史很快又被打断了。天平天国在长江沿线势如破竹的攻势，很快就烧到了安庆，省府被迫迁到了更居中心位置的合肥。但以合肥为基地始终让人提心吊胆，原因正是因为它易攻难守。因此曾国藩一旦攻下安庆，就上表请求把省府仍然迁回安庆。

来势汹汹

事实上

皖中、皖南都曾尽数沦陷

朝廷准奏，但是合肥也不是毫无收获。从合肥走出来的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初露头角，让合肥一时间名声大噪。临时作为省府的历史，也让合肥证明了自己具有足够的竞争实力。这对于后来合肥在和平时期的角色反转非常重要。

安庆之战

合肥老城

太平天国之后直到抗日战争，安庆的法定省府地位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实际地位却越来越低。安徽其他城市的突然崛起严重动摇了安庆的老大地位。

率先发难的是芜湖。这座城市年成为了通商口岸，也是安徽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在传统的水路之外，新的铁路也对芜湖经济帮助颇大。

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的先后修建和运营，串联起了长江沿线从镇到汉口、重庆的陆路，途径的芜湖就成为了口岸和腹地的超级转运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国时期芜湖就成为了中国外贸额排名前15的城市，经济地位很高。

年中英《烟台条约》

把芜湖辟为通商口岸

同时代的安庆，则已经显出疲态，“商业不盛，市面冷落”，完全没有一个省会大哥的样子。因此年初开始，安徽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筹备迁省会的工作。可惜主持工作的省主席方振武后来得罪蒋介石被解职，搬迁工作也就只能半途而废。

另一个突然崛起的省府竞争者是蚌埠这个铁路城市。

对蚌埠影响最大的近代历史人物当属军阀倪嗣冲，这位安徽督军在任上集中精力发展了蚌埠的铁路交通和军工产业，让蚌埠在省内的位置蹿升很快。

对于军阀来说，保障军队的快速集结和机动能力是很重要的，占据蚌埠这样的南北铁路枢纽就能快速响应全国的战事变化。后来他也确实利用穿过蚌埠的铁路北上征讨张勋，树立了声望。

在保留安庆名义省府的情况下，倪嗣冲把大量省府办公机构和人员迁到蚌埠，方便管理。他的这个传统被后来的历届军阀政府所继承，让蚌埠成为军阀内战时期的事实省府。不过蚌埠毕竟历史底蕴太差，没有能够最终取代安庆的合法地位。

取走安庆省府宝座的最后尝试，由潜伏了近年的合肥发起。契机，则是抗日战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沿长江一线迅速推进。和当年的太平天国时代一样，安庆很快失陷。国民安徽省政府只得避其锋芒，迁到了立煌（今金寨）。

当时的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就已经动了此后启用合肥的念头：“合肥历史悠久，人文代兴，贤才辈出，胜利后，我们要将安徽省会迁往合肥。”

由于日寇的肆虐，此前安徽的几座重镇安庆、芜湖、蚌埠都已经破败凋零，经济糜烂。在全省经济整体倒退的情况下，合肥的地理优势反而就凸显出来了。合肥虽然只是一个小城，但城市保留得较为完好，而且平原的交通优势也会让省府的重建工作事半功倍。

由合肥出发，政令辐射全省也比较快捷合理。合肥处于安庆、芜湖、蚌埠三个重镇的中心，与三地距离均为一百多公里，自古就有驿道和水道相通。

年淮南铁路的修建，让合肥的交通更为便利。人们可以直接坐火车到裕溪口，再渡江到芜湖；或直接坐火车到田家庵，再坐淮河轮船到蚌埠，连接了整个安徽的交通线路。

因此年8月，安徽省府就迁到了合肥，安庆的省府历史就此终结。这让安庆人民至今都感到不服气，毕竟“安徽”两字的“安”，就是指安庆。可历史的辉煌并不能掩盖位置和城市地缘带来的劣势，在交通和工商业越来越重要的近代化历程中，安庆逐渐失势无可避免。

安庆旧照

等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合肥的省会地位被进一步确立。和西安、武汉这样毋庸置疑的历史省会比起来，合肥的省会历史并不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肥坐拥安徽几何中心的地利已经让人们非常习惯于它的省会身份了。

这座城市无论在经济势力、政治声望、交通便捷性、文化感召力等方面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在省内的老对手。甚至中部其他的省会也都要对合肥高看一眼。

而安庆、蚌埠、徽州地区这些只有单一竞争优势的城市，则逐渐被甩开了距离，失去了继续竞争安徽省会的资格。

唯一还能和合肥叫板的，只剩下由于靠近长三角而经济发展迅猛的芜湖。可芜湖虽强，过于偏东南的位置和相对薄弱的历史底蕴是它永远的痛。若非特别的契机，芜湖的上位希望非常渺茫。

省会之难选，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坏事。众多城市都有参选资格，说明这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比较平均，没有形成巨大的地区落差。

总被其他安徽人吐槽的合肥大“霸都”，可能还是要多让让利，继承这笔历史遗产，带着小弟们协同发展共同致富。

民族关系复杂的广西

广西进入中国中央王朝的视野，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代。秦皇北上筑长城，南下平百越，在今天的梧州、柳州、桂林、玉林、河池、南宁等地置桂林郡，开启了广西作为一个西南行政概念的历史。

秦朝所设立的桂林郡与象郡

图上城市名为现代城市名

“广西”之名，则得自宋代。当时的宋廷将广南路拆分成东西两路，其中广南西路大致上就管理现在广西所在的区域，简称广西。

很明显，大致以梧州为界

以上和以下的珠江流域分为不同省份

由于广西的开发历史之处就被称作桂林郡，这让桂林人有了主张成为省会的最久远的历史依据。不过其实桂林郡的和现在的桂林没有什么关系。

秦代桂林郡的治所是在今天贵港市的郊外，和桂林市相距甚远。随后广西的治所几经迁移，基本趋势是越来越往东北移动，以对接来自楚地和广东汉人的经贸活动。今天的苍梧县、临桂县都曾经作为广西地区的治所而存在。

这些与省会有缘的城市

一直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广西布政使司才落户桂林府，此后五百多年都没有再发生过变化。

明清两代统治者选择桂林作为省府主要是出于便于控制西南边民的考虑。对于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来说，西南地区民族混杂，民情难以理解和控制。如果把省府放在广西更居中的位置，则汉族军民就会陷入被壮族瑶族等民族包围。一旦民族矛盾激化，当地汉民难以自保，中央也救援不及。

广西方言大致分布

南宁长期以来处于中间地带

而桂林是湘桂走廊的咽喉，控制桂林就能确保填充边地的汉族军民得到充分的补给和保护。如果西南发生民变，也能让桂林成为少数民族进入楚地前的一道屏障。

历史也印证了当时统治者的考量。宋代有交趾（越南）屠杀邕州（今南宁崇左等地）边民的案例，明代则有所谓“瑶壮之祸”，需要“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之”（语出魏源《圣武记》）。在当时的人口管理水平和自然开发水平下，以桂林为省府徐图西南，是最明智的选择。

灵渠的建设

连接起了一条湖南至广西腹地

的水运通道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桂林的省会位置饱受质疑。先是光绪三十二年（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西巡抚林绍年上表朝廷，要求迁省于南宁，加强对法属越南的边防。

清政府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是同意把广西提督府迁入南宁，率先动摇了桂林的绝对统治地位。

清代广西的桂林与南宁

一南一北

以及，广西的海岸线属于广东...

清朝倒台，随之控制广西的老桂系军阀陆荣廷力主将省会迁到南宁，甚至煽动邕桂两地议员大打出手。最后他靠着枪杆子把大批议员“请到”南宁，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事后追认，终结了桂林的省会历史。

随之广西省会在南宁和桂林间又反复摇摆，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由毛主席拍板、叶剑英元帅主持，才让南宁确认成为了广西省省会和后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

南宁接班桂林成为广西之首，让桂林人感到不悦，他们不禁要问一句：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

传统的观点认为，南宁动摇了桂林的省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末民初地方势力的勾心斗角。每个上台的政治人物都想把好处往自己家乡带，最终造成了广西省会无法确定的尴尬局面。

上文介绍过的晚清争议中，主张省会西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西林县人，此地位于广西的最西端，和桂林几乎没有来往。老军阀陆荣廷更直接就是南宁武鸣县人士。而在晚清朝中反对岑春煊的唐景崇则是桂林人，在抗战时期把省会迁回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都是桂林临桂县人。籍贯和确定省会之间的某种必然性很难让人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联想。

各大军阀的老家们

但人情斗争仅仅只是省会迁移的一个表象因素。经济实力和时代需求的变化，才是城市长期兴衰的真正原因。南宁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取代桂林的原因有很多，在农业、交通、工商、军事、行政各方面，都有可供分析的角度。

桂林受到汉文化辐射的时间较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接收楚地传来的先进农业技术。一直到清末，桂林都是广西的农产大户，拥有全省最高的粮食产量。但随着清政府民族政策的改变，传统的土司管理逐渐让位于更明智的民族融合和共同开发，广西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农业产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南宁地区自从清中期以后的玉米产量就能够满足桂西民众半年甚至一年的口粮。南宁的农业经济基础今非昔比，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支撑力，直到解放前和桂林旗鼓相当。

南宁旧照

在交通方面，南宁和桂林各擅胜场。

桂林的省外交通能力较强，北上可经灵渠-湘江-洞庭湖-长江-京杭运河达京津地区，或溯汉江达关中地区。

原来桂林这么重要....不止山水

但桂林省内水路能力有限，虽然可以在梧州中转最远到达左右江流域，但需要全程逆流而上。

南宁的省内沟通能力更强，向东可经邕江-郁江-浔江达梧州；西可溯左右江到达百色、崇左；东北方向的柳州和桂林也有水路中转到达。比较遗憾的是南宁附近水系勾连的省外政区是经济较落后的云贵和在古代被中国附属的越南。

广西诸水系

由于西江上游分支极多

下图省略大量支流

这样的交通形势，让桂林在古代明显更受统治者偏爱，而南宁只能在近代化以后展现潜力。

工商业方面，桂林由于起步早，很早就形成了传统经济的路径依赖，一直到晚清都还没有近代化的先声出现。而南宁自光绪二十七年就成为了自开口岸，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工商业体系，“四时电船可通”。

南宁的公私工厂和商铺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桂林，是“执广西手工业之牛耳”（白崇禧语）。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林远洲的统计

到了年代邕桂两地的农产

工商业规模如下表所示

南宁已经明显超过桂林

军事方面的观点则已经在上文岑春煊的奏章中出现过，桂林对桂西南的控制力太差，一旦越南有变往往救援不及。把军事中心迁到南宁，就能更好地响应龙州等地发生的变化。

不过军事优势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抗战时期，李宗仁白崇禧就以“一旦日军航母编队泊于广州湾，地面部队可从钦廉一线登陆直扑省会南宁，舰载机亦可起飞为其提供空中支援”为由把省会迁回了桂林。

广西西南诸城

近海的南宁与内陆的桂林

政治方面的考虑则更具有综合性。在古典农业时代过去之后，海洋和外贸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地处内陆的桂林离海岸线太远，对东南亚邻国也不熟悉，很难承担起近代化以后的省会职责。

由于广西南部诸多山地的阻隔

广西南部诸河流流向北海湾

中北部诸河流则成为西江-珠江的支流

而南宁不仅靠近海洋，还能参与越南事务。自从钦廉专区从广东划入广西作为出海口以后，南宁的海洋价值就得到了凸显。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开辟，也只能由一个靠近东南亚的省会来完成。若广西首府不是南宁，那这个外贸好处就可能会被昆明摘走。这两个优点或许是当年毛主席力主南宁作为省会的原因之一。

道理说了一大堆，桂林人可能还是不服气。不仅桂林人不服气，历史上有过争夺省会机会的其他城市大概也不怎么服气。

距离广西省会最近的第三方参选者柳州就是一个例子。柳州是民国后兴起的工业城市，作为新桂系建设模范省的窗口被投入了重金和大量人力。年代的柳州，拥有广西第一路鱼峰路、广西第一会展中心，甚至造出了广西第一架战斗机，是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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